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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与孤独:一个HIV感染者的维权之路

来源: 作者: 发布日期:2020-01-17 访问次数:27

2018年4月28日,四川内江市市中区法院,艾滋病感染者谢鹏坐在原告席上,等待着最后的结果。一年前,他在体检中查出HIV抗体阳性,被前雇主要求“离开工作岗位,回家休养治病”。之后,他尝试过沟通、乞求、投诉、仲裁,全无结果,最终用一纸诉状把对方告上了法庭。 


那天,雇主一方没有任何人到场,只派了一名律师出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谢鹏和雇主当庭签订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还被补发了合计近7万元的工资。走出法庭后,谢鹏发消息给他的朋友说:赢了。


这次审判被媒体视为反歧视的胜利。有报道称,“此案是我国迄今发生的9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中,用人单位第一次主动接收艾滋病感染者回到工作岗位”。事后,谢鹏接受采访时说,他已经重新回去上班,同事们“对他都很关照”。更让他感动的是,他得知了自己可以回去上班的经过,原来是单位领导召集部门负责人开会并举手表决,最后大家“一致投票表示愿意和艾滋病感染者共事”。


自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确诊以来,在公众的认知里,艾滋病几乎是最具“末日色彩”的疾病,人们对它的想象无不被最恐怖的画面所包裹——瘦骨嶙峋,身体长疣,溃烂发脓——简言之,它就是能传染的绝症。尽管自1996年鸡尾酒疗法广泛应用后,艾滋病的死亡率已经大大下降;尽管人们熟知艾滋病的三大传播途径:性、血液、母婴,日常生活并不会传染;尽管在2017年,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研究证实,及时并坚持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感染者预期寿命可接近正常人,但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公众对于艾滋病的恐惧。


一座西南小城里的人们,对于艾滋病竟然如此包容,让我感到惊讶。我工作生活在北京,我想,如果我的同事中有人是艾滋病感染者,大家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呢?我不敢确定。和内江市那家友好的单位相比,千百条的网络留言更接近我对大众舆论的认知:


“得HIV还有理了?”


“万一哪天在办公室割伤了,出血了,怎么办?”


“如果接受他,同事何其无辜要冒着生命危险赚钱养家。”


“回到公司也是被冷落的份,职位能不能被保住还是未知数,会不会被穿小鞋也是未知数。”


“为了一棵树,恶心了整个森林。你是怎么得的艾滋,自己心里没点X数?”


所以,我决定去内江看一看,不光想拜访这位“全国艾滋就业歧视重回岗位第一人”,更想知道那里的人们究竟是如何以令人惊奇的态度决定接纳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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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我在成都见到了谢鹏。当你下了飞机,立即坐上出租车,住进旅店里的时候,你几乎感觉不到已经是在另一个城市。夏天的成都很热,但北京也不凉快,全都一样。


谢鹏也一样,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同,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普通。普通的身形,不高,略瘦,完全符合人们对于四川男人的想象。普通的五官,脸上最突出的部分是高挺的鼻梁,但也被两片薄薄的嘴唇减去了光彩。普通的穿着,蓝色衬衣的下摆松垮地搭在黑色长裤外面,脚踩的黑皮鞋款式略旧,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28岁更大一些。


来之前我曾有些担心,不确定他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因为看起来一切都已恢复正常。但他在电话里很热情,非常欢迎我去见他,还主动提议到我住的旅店见面,好让我少跑一段路。他来时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仿佛是远道而来的过客,我倒有点像是地主。


只有稍微多些接触,你才可能发现一点HIV病毒留在他身上的痕迹。当我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时不时地咬起大拇指,一半多的指甲都已经啃没了,留下毛毛糙糙的边缘,向外袒露着生肉。


“你的指甲是……”我忍不住问他。


“灰指甲,可能是感染后免疫力下降的缘故。但我从小也有啃指甲的习惯。”他回答得很坦然。饭菜上来的时候,他特意向老板多要了一双公筷,示意我如果介意的话,可以用公筷分餐。后来看到我并不在意,我们也就把那双多余的筷子忘了。


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没办法像谢鹏这样坦然,因为可以想见的原因,人们会选择用各种各样的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不用说被单位辞退,就是在不得不请医生看病的时候,也可能因为害怕选择不说。2015年,西安市一名19岁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发现自己肛肠发炎后,因为害怕被医院拒诊,买了碘酒,烧红剪刀,自己给自己做了手术。


谢鹏则把他的成功归结为不惧流言的勇敢。“有足够的法律来保护我们了,只是没有太多人愿意去用……我们中国人就是爱面子,就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他说,即使在官司结束后,他匿名加入了很多感染者的群,发现很多人有类似情况,便把自己的新闻链接发过去,鼓励他们维权,但多数的反应都是“维权个屁”、“那是他们自导自演”。


“真的是被逼上梁山了。”谢鹏回忆起一年前,他是如何决绝地离开前公司,就为了到内江这家单位工作,之后又是如何迅速被“抛弃”的。


面试时“有十四五个人,当场就宣布我是第一名。”他说,其他人都要三个月才能结束的试用期,到了他这儿,只过了一个月就收到通知:做了体检,马上签合同。


那天是2017年5月9日,他记得天特别闷热,他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到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体检。他大概以为体检就是走个流程,候场的时候,还指着体检表上的几个字——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和同事开玩笑说:搞得这么正规哦,我们这种社招的还按照公务员体检标准,好洋气啊。


做完体检,谢鹏回家午休。正在睡梦中,他接到了单位人事部的电话,说他的血有问题,让他下午再去查一个。到医院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初筛HIV呈阳性,之后,他便被单独带到了一个开放式窗口。那里是由大楼出口改装成的抽血处,他过去时,窗口里已经有一位护士在等候。他感觉自己是被“偷偷摸摸”地抽了第二管血。


一个月后,他被人事部告知:体检不合格,回家养病吧。他装作不知道地问:哪里不合格?对方说不清楚。他想,好歹要做一下工作交接。领导告诉他不必了,已经安排别人接替,末了叹口气说:年纪轻轻,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收拾起几样自己的东西,拿个编织袋一装,谢鹏就这样离开了单位。他心里明白,他被确诊了,是艾滋病。前一天,他还在参加单位组织的爱心活动。只用了一天时间,他就从一个志愿者变成了一个传染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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